上官青梅

母亲早早地煮了饭，餐桌旁木制“太师椅”上，摸早干了一片活回来的父亲就着咸菜，一碗白米粥很快就见了底。母亲对父亲说：“今年多买些糯米种子。”“没事种那么多糯米干么，还嫌白米种得不够多呢！”母亲睕了一眼父亲，朝他努努嘴，父亲顺着她的方向看，“哦”了一声又打了一碗粥，算是答应了。我顺着父母眼光望出去，门前菜园里，刚过门不久的大嫂正在浇菜，她齐腰的黑发随风扬起……

种子，经过两三天的泡发，慢慢地冒出个个小白点、伸出了根须，父亲把它们撒进早已平整好的秧田，母亲扎了几个稻草人，立在田野中间或者角落，手拉手保护着我们的秧苗。田间流水淙淙，偶有几声蛙声打破夜的宁静，一切又恢复寂然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父亲总是吆喝着老黄牛，早出晚归，犁田、耙地、堆田埂，几只土狗崽（俗称“土鳖猴”“土伯”）四处乱窜，正如其名，上天遁地破坏田埂。我用泥土堆砌一方“墓地”，将抓来的两只土狗崽深深地摁进泥里，插上一朵花，“祭拜”仪式还没完成，一只土狗崽从泥浆中扒拉出来、溜走，另一只也跌进浑浊的水田里，销声匿迹……

集市回来的父亲，给我带了花生角，还买回来一大袋不知何种动物的骨头。父亲忙进忙出，房前屋后清整出好多杂物，又打来草坯（连着草皮的土块），连同自家年猪的大骨，整整焖烧了三天三夜。那些天里，家家户户都在“烧骨”，骨头烧焦的味道萦绕着整个村子。待土堆冷却后，父亲小心翼翼地匀开外面包裹的土层，露出一堆烧得黑乎乎的东西，父亲把它们挑出来，放进石臼，捣碎，再加水浸泡。一两天后，母亲架起石磨，我一勺勺地舀着那堆捣碎了的骨头渣子倒进石磨眼，轱辘一圈圈转动，黑色液体一点点、慢悠悠从磨盘渗出。我趁母亲不注意、猛然加几勺水下去，听着叮叮咚咚的声音，我满心欢喜。父亲看见了，一把抢过我手中的勺子，轰我出去玩，母亲说：研磨骨头时不能加太多水，否则骨汁糙得很，黏性也不好。直到我再三保证不乱来，父亲才把勺子又递给我！半天下来，一桶乌黑发亮、味道奇特的绸缎般的“骨头汤”也就炼制出来了。

插秧的前夕，母亲和大嫂早早地就去秧田拔秧苗。她们弯着腰，左手抓着苗头，右手扯着秧尾，用一种超乎寻常的手法熟稔地往上一揪一扯、顺势往后划拉一圈回来，原本带着泥土的秧苗立即露出黄白相间、干干净净的根须。很快就凑成一大把，用一根干稻草往中间一绑，成了个小草墩子。我挽起裤管，双手齐下，把分散在田里的秧苗墩子，或划船姿势或扑粉方式拖到田埂边，滤水。父亲来了，挑着我和他一起码得整整齐齐的秧苗子，吱嘎吱嘎回到家又搬出来排列着，个挨个儿地，不给风留下任何吹干秧苗头的缝隙。晚饭后，点燃一根卷烟，父亲一把抓起一捆秧苗，把它们的头往早已研磨好的“骨头汤”里一栽、又一蘸，白净的根须立刻黑成一团，它们互相依偎着挤在一块又宽又长的凹槽木板上，黑色汁液从秧苗渗到木槽，再滴进木桶，滴滴哒哒、滴滴哒哒……

春风一浪接一浪吹过田野，家人个个起了早。大嫂和母亲依然在秧苗田里忙活。父亲和兄长们肩上挑着秧苗，手里抓着秧船往田里走，我一把抢过父亲手里的六齿耙，冲在最前方。到了田里，父亲先用耙子再次把水田里的土块打散、推平，两个兄长一人一“船”的秧苗，你追我赶、飞快地往田里插秧，不一会儿，原本一片光秃秃的水田里“星罗棋布”、绿意迎风舒展！